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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琪首先追溯了危废行业的兴起。在他看来，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制定并于2016年修订的《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是危废行业市场扩张的关键时间节点。司法解释明确指出：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，既可能因构成“污染环境罪”而入罪获刑。再加上2015年末、2016年初，江苏省相继曝光了“靖江毒地”、“常州毒地”等环境污染事件。环境高压政策之下，突然出现了大量废物没有去处的情况。危险废物又必须要送到有危废处置资质的机构处理，这就出现非常大的市场空间，处置价格也因此水涨船高。

 

 

“市场是由于这种情况造成的，很大可能有虚火在里面。”王琪进一步解释了危废处置行业面临的三大风险。

 

首先是政策风险。他特别提醒，我国目前针对危险废物管理的技术标准和法规尚不健全。2018年8月生态环境部才增设了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，人员、精力都有限。这也造成地方管理缺乏法规指导，各地管理尺度差异较大，衍生出一些灰色地带，以及造成危险废物跨省运输非常困难等情况。总体而言，政策上管理不健全造成的行业风险极大。

 

其次是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。“两高”司法解释出台后，“企业被迫据实上报，导致2016年我国统计的危废产生量猛增”，王琪说。根据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》，与2015年相比，2016年我国危废产生量增加1371万吨至5347万吨，同比增34%。

 

王琪指出：“但即使如此，到现在仍然没有人确切知道我国每年到底产生多少危废。危险废物并不是一种物质类型，包含的物质非常复杂，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知道每年5千多万吨危废到底是什么。底数、种类不明，就导致危废处置单位在建厂时摸不清市场，设计院也不知道要处理什么；投入运营时，用户也不完全清楚自己的需求。”

 

其三，危废处置行业技术力量薄弱所带来的风险，也是投资界没有意识到的。在王琪看来，“由于危废行业发展太快，企业如果大量投入培养技术和管理人员，当人才成熟后马上就有其他企业以较高的收入将人才挖走，这就导致没有人愿意培养行业人才。此外，相比搞证券、IT，危险废物行业的收入和工作环境对技术人才的吸引能力弱一些，”王琪介绍，到目前为止，危险废物行业甚至是整个固体废物处置行业，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技术体系，人才也极为缺乏。

 

 

王琪认为，目前我国针对废物管理的基本原则存在很大的缺陷，处置方式主要就是焚烧和填埋，并不包括自然循环和社会循环。在他看来，固体废物就是放错位置的资源。所谓的资源化本质上就是循环，包括社会循环（也就是所谓的综合利用）和生态循环，针对固体废物管理的基本原则也应该是促进这些循环。

 

据王琪介绍，2016年，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0.92亿吨，危险废物产生量为5347万吨，这还不包括农村固体废物产生量。据估计，我国农作物秸秆产生量为10.40亿吨，禽畜粪便产生量为38亿吨。我国固体废物堆存量已超过600亿吨，其中煤矸石45亿吨、金属矿废石438亿吨、尾矿146亿吨。这些固体废物极大挑战着环境承载力。

 

在我国，固体废物进了填埋场之后便是与外界隔离的。他提议，可以将填埋场当做资源储存场。他还以德国地下盐矿危险废物处置场为例，该处置场设有样本库，样本库内一排排架子上摆放着储存在地下盐矿内的各种危废样品，而这些都可以作为资源以待将来利用。